策划 李耀红

那年过了那么多年

□负九

“快起！笼旺火了！”1994年大年初一凌晨5点多，父母便开始喊睡梦中的姐姐和我起床。

几个小时前，我才刚刚听着《难忘今宵》躺下，睡得正甜，便被父母强行从被子里拉出来。我哼哼唧唧抱怨，为啥非得这点起来，就不能不笼么。但初一天亮前笼旺火，这就是老家的规矩。

从温暖的被窝里出来，我打着哆嗦穿上棉衣棉裤，跑到院里和父亲一起把堆好的干柴点燃。火越来越旺，一家人围着，暖意融融中困意渐渐散去。这时天还没亮，我在院子里看着夜空，感觉太阳在另一边走得好慢好慢。怔怔出神间，我想了很多问题，许下不少心愿。啥时候天才亮呢？我应该能长到一米八吧？考清华北大，还是将就一下去复旦交大呢？转眼之间，这些都成为了回忆里的久远从前。

就像这一年的流行歌里唱着：“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许多年过去，我在1994年春节许下的心愿，除了太阳如期升起，其余什么都没有实现。

从1994到2024，用当下减去从前，发现得数已经是30。写到这里，我竟然不自觉地停下敲字的手，看看身边的同事。1994年春节，这位还没出生，那位的父母还不认识……在层次的对比中，又一次被提醒，“八零后”已经不再年轻，以至于1994年发生的故事，都像发黄的胶片。但后来才发现，这胶片里的精彩陪伴着我过了那么多年。

1994年，电影《大话西游》制作完成。这部电影在次年上映后票房平平，却在几年之后意外火了起来。“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估计看到这里，很多和我同龄的读者都可以轻松地将省略掉的台词补齐。我在高中，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时被深深触动，从喜到悲，当片尾音乐响起，竟然哭成了泪人。周星驰和卢冠廷在1994年制作的感动，在之后的30年，走进过那么多人的心里。如今，业余时喜欢拨弄一下吉他的我，还时不时会弹那首《一生所爱》。在自娱自乐中恍然发现，造福别人固然了不起，但愉悦自己也很可贵。

1994年的春晚，黄宏和侯耀文留下了经典小品《打扑克》。而在当时，我对此并没有多深印象，直到多年后在重播中看到，才被里面的精彩设计折服。恰如网友评价的那样：“小小一把牌，社会大舞台。生旦净末丑，是谁谁明白。”几天前，看了贺岁电影《年会不能停》，影片同样用幽默的方式来反讽当下某些社会现象和职场问题。“对齐一下颗粒度、找到一个抓手、打通底层逻辑、形成一个生态。”这些平时看似常见的职场语言，拿到大银幕上才发现是如此荒诞可笑。而我们就生活在这现实与银幕的落差中。所以，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点出这些问题，改变那些陋习，把更多精力关注到实实在在的事情上，这个世界可能就会美好很多。

不久前，回看了2009年的春晚小品《不差钱》，弹幕中的一句话印象深刻：“2009年都已经是15年前了”。而1994年，还是2009年的15年前。时间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吓你一跳。但时间里产生的记忆始终放在那里，在不经意间照亮某人的生活。那一刻豁然明白，很多当下事情的意义，就是很多年后珍贵的回忆。

我们太后知后觉了

□张群群

我的鼻梁上有一个横印，那是我小时候从箱子里偷瓜子时，被掉下来的箱子盖砸的。那时候的我，应该是五六岁的样子，即使踮着脚尖也不能把盖子推到彻底打开的位置，再加上偷吃心切，开到半高不高的地方我就撒手去抓瓜子了，几乎是下一秒，箱子盖就落到了我的鼻梁上，留下了这个再也无法消除的印。

时至今日，我已经忘记了被砸之后有没有哭，却依然记得那个五香瓜子留在唇齿间的味道。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糖果、瓜子、花生对于生长在农村的孩子们来说，是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奢侈品。过了腊月二十三，父母就会从集市上买回来一包包的糖果、瓜子、花生。虽然父母自称“年疯子”，显示自己买东西铺张浪费，但在我的印象中，过年时的零食似乎也只此三样，每样一塑料袋。买回来后，父母就要想方设法把这些“奢侈品”藏起来，一方面是防老鼠，更重要的是防我们。但我们就跟有特异功能似的，不管父母是藏在柜子箱子里，还是窑洞顶上伸下来的绳子拴着的篮子里，我们都能找着。偷的时候，因为时间紧、压力大，总是不会去解开塑料袋封口的结，而是直接在塑料袋上用食指抠出一个洞，抓一把两把放在自己的口袋里。然后，找个远离大人的地方坐下来，细细品味。

记得有一次，我偷了花生，跑到村口的山沟边，用脚扒拉开厚厚的积雪，一屁股坐下来。眼前是黑白相间的茫茫山沟，耳边是村里零星传来的爆竹声，嘴里是油浸浸脆甜甜的花生，脑海里一个声音一直地回荡：真是幸福呀！

当然，年三十，当父母准备把糖果瓜子花生拿出来招待第二天来家里拜年的人时，就会发现已经所剩无几了，院里院外便少不了鸡飞狗跳、父母举着笤帚追我们叫着跑的景象。

小时候，似乎每年都是这样，父母藏、我们偷，父母追、我们跑。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于我而言，年的味道就是糖果瓜子花生的味道；年的感觉，就是蒸汽氤氲中父母忙碌的身影；年的期待，就是三十晚上的白萝卜馅儿饺子、初一早上一家挨一家地磕头拜年。当然，期待初一，完全是因为拜年的时候，别人家的长辈会给我们分发糖果瓜子花生。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压岁钱只有父母才会给我们，而揣着崭新的一块、两块钞票，远不如揣着一口袋糖果实在。因为，那时候在村里，有钱却不一定能买上糖果，最重要的，万一真花了，落在屁股上的笤帚疙瘩可比偷吃糖果时的疼多了。

时过境迁，长大后的我，每年过年的时候，依然会给自己家买糖果瓜子花生，可真正吃的时候却很少，要看空腹血糖、要盘算卡路里，看看、算算之后就觉得索然无味了，也便放弃吃了。有时候，到了下一年的新年，上一年买的糖果还在。看着已经过期的这些小时候被视为奢侈品的东西落入垃圾桶，时常在心里讪讪一笑，“小时候怎么会为吃这些东西挨骂挨打呢？”

最近抖音上流传着一段视频，画外音是布谷鸟叫蝉鸣声，画面中是各类长势旺盛的瓜果蔬菜、麦田边奔跑的小男孩、坐在门口摘菜的奶奶。整个视频生机盎然，但评论区却尽是“破大防”，各种感慨回不去的童年、忘不了的故乡。而我，刷到这个视频时，满脑子都是小时候过年时的糖果甜、瓜子香，满脑子都是父母脸庞年轻、身形矫健忙碌的样子，还有那个雪地里坐在山沟边偷吃着花生的小女孩。

此时此刻，我恍然明白，过年，其实过的是一段一家人齐齐整整在一起的时光，过年的趣味，当然也包括孩子跟父母斗智斗勇的场景。此时此刻，我恍然明白，如同朝花夕拾，我们倾尽一生所追求的东西，其实一开始就有。只是，我们太后知后觉了。

过年是和童年的自己相聚

□姬卉春

一只鸡究竟有几条腿？

当时急需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无论我睁着眼，还是闭着眼，脑海里都搜不到一个有鸡，准确地说是有鸡用腿散步或奔跑的画面。

当时，我的年龄还不到两位数。当时，我爸带着我去亲戚家拜年。当时，亲戚非要我们留下来吃饭。当时，端上来一盘炖鸡肉。我一眼就看上了大鸡腿，并稳准狠一筷子夹到了碗里，进了我的嘴里。哎呀，太香了。然后，我第二眼看到盘里还有一个大鸡腿。

那么问题来了，一只鸡究竟有几条腿来？如果只有两条腿，那我所受的家教告诉我，绝不能再去碰第二条腿。但如果有四条腿呢，那我的胃和嘴告诉我，还可以继续。

但我陷入了迷茫，大脑一片空白，完全想不起鸡有几条腿。

纠结稍纵即逝，我从猪想到牛，从牛想到羊，从羊想到鸡，确定以及肯定地想起来了：四条！

心安理得、心满意足地干掉了第二条鸡腿。起身告辞，推门而出。院里，眼前，跑过了一只鸡。它跑得很欢，我呆若木鸡。

后来，当儿子问我鸡兔同笼的数学题时，我脑袋嗡地一下，一片空白。

因为物资不像现在这么丰富，童年的“年”，最大的乐事、趣事、甚至糗事都离不开“吃”。

年前的大扫除，我妈负责指挥，我们姐妹是主力。我妈的策略就是炖一锅肉，干不完不开饭。我骑在窗户上闻着肉香擦玻璃，非常起劲儿。

那时候过年要打大桶的散装牛奶，冻成冰坨。等客人来了熬奶茶时，便守在火炉前，看冰坨牛奶在锅里一点点融化，散发出浓郁的奶香。

那时候，每天都要偷偷溜进凉房好几次。揣一个冻柿子或一把瓜子或几块糖，时间从容的话能偷一块点心那是再好不过的。那时的点心都是盒装，里面各式各样大大小小摆放得很好看。要挑不大不小的，小的太吃亏，大的容易被发现。拿一个出来，要再把盒子里的点心重新摆一摆、松一松，空位补上，再系好绳绳。站在冻得冰凉的凉房里几口吃完，嘴里和胃里都是甜甜的。

有时，我妈会突然推门进来找东西，我一边慌张地扒拉嘴边的点心渣渣，一边假装也在找这找那。

更多时候，进来的是大姐或者二姐，第一秒明知故问：你干啥？第二秒便共同作案：咱吃啥？

那时候的点心盒是准备走亲戚时当礼物的，但当我妈发现某一盒分量明显不足，打开看也面目全非时，会无奈又心疼地笑笑，放话：“这盒不送了，你们吃吧。”一阵欢腾。

那时候的干果三件套是瓜子、黑枣、柿饼子。

那时候的糖果里有几块酒心巧克力是非常洋气的。

那时候大年三十的主菜绝对是炖猪骨头，不加一丝酸菜的那种。

那时候为了从饺子里吃出硬币，吃撑了扶墙还能继续吃。

那时候喝饮料，滋润的不只是心田，简直是每一个细胞。

那时候大年初一我家必吃铜锅涮肉。这事儿是我爸从北京吃过东来顺之后决定的。锅是专门托人从大城市买回来的。初一一大早全家就开始着手准备，烧炭、切肉、洗菜、剥葱蒜做汤底、调小料……热气腾腾，全家围坐，祝大姐生日快乐。

那时候，我爸会发言总结我们家这一年的成就，先是还了多少债、还有多少债，后来是买了摩托车、买了大彩电……感恩当下，憧憬未来，感觉筷子上的那片肉格外有滋味。

那时候的“年”是真好吃，那时候的“吃”是真幸福。

那时候过年，盼着有吃有喝，现在过年，希望自己能吃能喝。

“过年是和童年的自己相聚的节日。”从网上刷到这句话时，眼睛一热，甚是想念。

你给我等着

□樊佳宜

“你给我等着，我这就去告诉我大姨，让她揍你。”这是小时候说得最狠的一句话，因为只要说出这句话，即便是为了避免一场皮肉之苦，或者一顿大骂，无论对错，我哥都会让着我，毕竟我的腿和我的嘴一样快。

记忆中年味最浓的一年就是2004年，那时候一家人在外打工赚钱，为了租房省钱，住在一起。一间正房，一个大院子的两侧住满了家人，这家是我家，这家是老舅家、这家是姥姥家。院子里满载着我们哥四个的嬉戏打闹，我还有哥哥和两个妹妹，我与哥哥相差一岁，与大妹妹相差两岁，与小妹妹相差七岁，按照现在的年龄差来算，三岁一沟，我与老妹都快隔代了，我们哥三个就只能让着她，不能和她抢任何东西，这也引来了我们对大人的不满，认为他们偏心眼，我们只是偶尔带着她玩，而我与哥哥似乎干遍了大人们口中所有禁止的事。

没有一个孩子能抵抗得住烟花的诱惑，尤其在八九岁这个狗都嫌的年纪。“你快去拿香，没有香咱们怎么放炮，拿打火机一会儿骂我啊。”“骂你不骂我啊，我活该啊！”“快去吧，你又不敢放炮，你总要干一样吧，再说了，老舅最喜欢你。”是的，我哥又开始命令我这个小的了，我只能冒着被骂的风险去偷。

在所有家人里，我最喜欢老舅，因为他不仅允许我们放炮，还会和我们一起玩儿。

把香偷来后，我哥又开始了他的发明。门前的沙子堆永远蕴藏着他的下一个鬼点子。比如将点着的炮用最快的时间埋起来，看着炮把沙子崩起来；用塑料瓶把炮罩起来，看炮把瓶子炸飞；把小炮的捻兑在一起，放上一小节香，等到香燃到炮仗捻，就能同时放七八个炮，声音更大。

而双响炮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能力范围，这个时候，我哥就会将他仅有的智商放在怎么把双响弄响上。他用点着的香搭在炮仗捻上，等香燃到炮仗捻，双响就响了，这个炮也一定会在一家人吃饭的时候响，这个时候，“小佳宜干的”这句话就会响彻饭桌，恶人先告状在生活中就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我一定会被大人说，少和你哥瞎混，于是我们谁也没有赚到便宜。

压岁钱一定是每年的炫富环节，大人们喜欢用一两块钱来换耳根子一时的清净，苍蝇再小也是肉，我们都会攒起来。到现在我一直忘不了大人用一块钱测验我们是否乐于分享。

“我给你们一人一块钱，去买你们想买的东西，记住就只能花一块钱，拿回来我们一起吃。”大姨的话音刚落，人早就飞到了小卖部。在一堆吃的里，我拿上两袋铜钱桥榨菜飞快地往家里跑，而我的哥哥妹妹一人拿了一块蛋糕回家就开始自顾自地吃起来，甚至谁都不愿意分给我一口，我会去和我哥抢，和妹妹抢一定会被骂，和哥哥抢除了武力比拼外，似乎不会有什么损失。

“你给我等着，等我长大了我买一堆蛋糕就不给你吃。”“吹吧你就，我长大肯定比你有钱。”虽然嘴上不饶人，但是蛋糕下一秒就会出现在我的嘴里。而大人们也常说“你俩就打吧，以后西山一只兔子，东山一只野鸡，就都不打了。”

你给我等着，等来等去，转眼间我们已经到了而立之年。我们也正如大人所说的那样蒙东蒙西各一方。去年，我哥生下了自己的“太子”，是的，就是太子，集所有人的宠爱于一身，我也变成了孩子的姑姑，转眼间又快过年，记忆中的我们，已不再是搭伴去狼狈为奸的人了，人生的答卷已经到了不同的进度，坐在一起似乎也没有什么可聊的，但是他一定会说一句“孩子姑姑，你今年给我们多大的红包呀？”在给与不给之间，他已经默认为了给，至于多大，成了我需要考虑的事情。

“你回来了，就过年了。”这是过年回家我哥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今年我到家的时间应他的要求变成了早上七点，他就不用再凌晨五点爬起来去车站接我，家里也早就摆上了我最爱吃的菜，这一顿早饭就变成了鸡、鱼、大肘子这样的硬核早饭。

正应了歌词所说的“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家里才有年夜饭。”现在我们已经工作两三年，似乎谁都没有实现当时的那句狠话“我以后肯定会比你更有钱”，但是一年到头就盼个团团圆圆吧。时光总催着人长大，我们一个是家里的顶梁柱，另一个也在努力地活着。“你给我等着”等来等去，等来年味，等来千里之外，一家人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