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刚 马广荟

党的十九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档案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集体记忆的记录和载体，在形塑各族人民的心理空间，构建中华文化认同认知场域与话语体系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包头地区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相融之地，近代百年，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共经风雨、共御外敌，见证着中华民族由自在的民族实体走向自觉的民族实体，时至今日《草原晨曲》的旋律依旧可以唤醒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共建草原钢城，开创新中国民族地区工业发展之先河的共同记忆。档案文化涵盖了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蕴含着共同情感的心理基础。档案文化角度视域下，通过对王若飞亲笔信、陆家羲手稿等珍贵档案所涉及的历史事件、英雄人物、文化传统和城市精神的回顾，可以形成共同的历史认知，进而在话语体系中达成共识和交流。同时，共同的历史记忆也提供了象征和叙事，用于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同时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历史背景和参照。

以馆藏档案文化资源为基础，挖掘各民族共建共有共享的文化符号系统，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

强化国家象征，培养国家认同感。在开展档案工作的过程中，注重记录和留存各族群众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集体记忆。开展专题征集工作，征集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阿迪雅档案资料并采集口述历史，向后人讲述各族儿女守护国门，守护边疆，守护精神家园的家国情怀。

挖掘共享文化符号系统，完善话语体系，深化中华文化认知。“石榴籽”“一家亲”“大家庭”的话语叙事需要以具象化的形式重现，这就是承载着共同记忆的档案。在还原“三千孤儿入内蒙”这一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档案的原始凭证作用和原始记录性。档案文化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在理清历史脉络的基础上，完善具有地域文化特色、人民群众熟知且易于接受的文化符号体系，发挥其激发共同体意识的内化作用，构建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将民族文化符号融入中华文化符号系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利用的过程中，通过非遗技艺的多角度展示和非遗记忆的全过程回溯，发现各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早已在潜移默化的、无意识的交往中融合一体。如二人台能够迸发出蓬勃的生机，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正是由于蒙汉曲调、表演形式的结合。中华民族由于共有的“和合理念”和几千年的历史交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自在的民族实体早已形成。

再现中华民族由“自在”走向“自觉”的历史原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自觉”走向“自为”。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百灵庙抗日武装起义、大青山抗日游击队等档案资料是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在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剥削统治者的过程中，为保卫民族的生存而斗争，形成彼此一体，休戚与共的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是对中华民族这一最广泛的认同所能产生的强大凝聚伟力的生动诠释。

经过各民族长期的共同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共知共觉的基础上再次升华，逐步迈向自为发展的阶段。其特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上进一步凸显出“共同体”的形态特征、高度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铸牢，其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此，要致力于打造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档案文化成果，体现中华文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实践方法论，推动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塑造自信自立自强的中华民族形象，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自觉”走向“自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