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彦强

马伯庸的长篇历史小说《修桥记》首发于《人民文学》2026年第二期。翻开刊物，一读便放不下，合上书页，脑子里久久盘旋着一个问题：一座桥塌了，在小说家的笔下，究竟能演绎出怎样的故事？

小说里，五源县新任知县颜鸣山还没来得及熟悉县衙的门朝哪边开，辖区内一座石桥就半夜塌了，桥下还发现一具尸体。按说这事也简单——修桥，缉凶，结案。可马伯庸偏不让它简单。这一塌，塌出了前任徐县令留下的糊涂账，塌出了乡绅丁樵盘根错节的势力网，更塌出了一个让颜鸣山夜不能寐的困局：在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面前，一个初来乍到的知县，究竟该如何自处？

这是马伯庸最擅长的写法——从最不起眼的细节入手，描绘出一个时代的肌理。从《长安的荔枝》中从九品下的小吏李善德，到《两京十五日》里的漕运之旅，他始终醉心于从底层视角推演历史。《修桥记》的切口小到不能再小——一座桥的垮塌，却如一根引线，牵出了明代基层社会的种种面相：乡绅豪强如何把持一方、赋税徭役如何层层加码、地方官员如何在夹缝中求存。小说采用多线索并行推进的写法，将修桥案层层剥开，最终收束成一张密不透风的情节之网。

马伯庸在访谈中说过，他醉心于两样东西：地图和档案。“摊开它，整个世界的肌理就会显露出来；翻开它，纷乱繁复的事件就可以被一一捋顺。”在《修桥记》中，这种创作理念体现得淋漓尽致。颜鸣山的每一次破局，靠的都是死磕到底的执行力、一线抓取的实证、步步为营的判断。他不是高大全的英雄，而是一个被现实反复捶打却始终没有趴下的人。

小说中有一个令人过目不忘的细节：颜鸣山被对手设计殴打受伤后，他的夫人用乡绅丁樵送的药膏，涂抹在他伤口上。用对手的药，治对手打的伤——这药该不该用？用了，算不算与对方同流合污？不用，伤口如何愈合？这细节道尽了人物处境的微妙：身处漩涡之中，如何既保全自身，又不失却本心？颜鸣山的可贵，不在于他从不妥协，而在于他清楚自己妥协了什么、又守住了什么。

小说中反复出现一句民谚：“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这句话像悬在颜鸣山头上的刀。颜鸣山列举丁樵六罪时，我们看到的不是简单的善恶对立，而是一个由利益编织而成的复杂网络——人人皆有所图，事事皆有牵连。马伯庸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将人物简单化、脸谱化，而是让他们在各自的处境中做出合乎逻辑的选择，由此呈现出一个真实可感的历史现场。

颜鸣山最终修成了桥，题名“有仁桥”——这名字本身就是答案：桥可补路，仁需修心。小说结尾处，颜鸣山在桥上题字的那一刻，读者看到的不仅是一座石桥的重建，更是一个人内心的笃定。

《修桥记》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好听的故事。马伯庸以他惯有的细腻笔触，将一位明代知县的困境写得丝丝入扣，让读者在情节的推进中，感受到历史写作的魅力——那些早已远去的人和事，经由文字的搭建，重新变得可感、可触、可叹。“修桥补路无尸骸”，固然是一部分残酷的历史真相；但千百年来，只要河在，桥就必不可少，只要人走，路就一定通向远方。那些在历史缝隙中修桥补路的人，就这样在小说家的笔下，重新活了过来。